IP人物 | 张晓宇：技术转移不是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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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daily带您走进张晓宇的世界，听这位‘拓荒者’讲述技术转化背后的故事。”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技术转移不是中介，而是工程师+投资人+产业规划师。

——张晓宇，中关村壹号共性技术平台首席运营官，注册国际技术转移经理师RTTP，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作为中国首位注册国际技术转移经理师（RTTP），他的职业生涯恰是中国技术转移从“无人问津”到“渐入佳境”的缩影。他深耕领域多年，操作项目突破1500个，培育出1家主板上市公司和6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从医学实验室到技术战场，我更像个‘摆渡人’——让实验室里的创新，真正来到患者和市场身边。”近日，我们走进张晓宇的世界，听这位“拓荒者”讲述技术转化背后的故事。

工作的一天通常怎么过？

张晓宇的核心工作，是让技术的“价值链条”顺畅转动——一头连着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一头牵着市场中的企业需求。

每天早上，他会先花1小时追踪行业动态：医疗细分领域的新突破、政策细则的微调、资本市场对技术项目的偏好变化……这些信息能帮他更精准地判断项目的“转化潜力”。

上午通常留给高校和科研机构。他会和发明人深入沟通，不仅要听懂技术原理，更要挖掘“这项技术能解决临床什么痛点”——是让手术更安全，还是让患者恢复更快？在研发阶段的产品形态设计，直接影响相适应的商业模式设计，哪些地方可以产生专利点？如何进行高价值专利培育，专利的布局策略应该如何设计？这一切的综合必要服务支撑，决定了技术的商业价值底色。

下午多是对接企业或园区，傍晚，他会复盘当天的项目进展：哪些技术需要进一步验证临床数据，哪些企业的需求和高校的成果能“对上暗号”。偶尔也会和团队讨论案例，复盘曾经对接过的案例，看看当下能借鉴哪些经验。

晚上的时间相对灵活，要么啃一本跨界书籍，要么参加线上研讨会，和同行交流“成果转化的新梗阻”。毕竟，这行变化太快，不学习就会掉队。

最难忘的项目以及在其中的角色？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13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案的工作，以及同期设计中关村西区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的任务。在这两项工作中，他既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参与法律修订时，他结合多年技术转移一线的实践经验，为法条细则的完善提供来自市场和实操层面的建议，希望能从制度层面为成果转化扫清障碍；而设计中关村西区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时，他则聚焦于如何搭建一个高效的资源聚集平台，既要能够吸引国际顶级科技成果资源，又要充分挖掘产业需求、市场需求和投资机会，同时还要有倾向性地服务海淀区，帮助更多顶级科研成果落地海淀、服务海淀区的企业，还要尽可能设计服务产品实现平台的自负盈亏，让高校、企业、资本等要素在一定区域内更好地联动，产生协同效应、催化效应，为技术转移创造更优质的生态环境。

最具挑战也最有成就感的，当属2023年牵头设计北京市第一个人工智能共性技术平台的项目。这个项目完全是从零开始，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从平台的功能定位、技术架构，到资源整合模式、运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打磨和论证。作为项目的牵头人，他从一个原本的药剂学科班生，跨界到人工智能领域，从零基础开始向亚信数据CTO赵博士等业内顶级专家学习相关基础知识和行业框架知识，走访了海淀区的160多家企业、20多个大学科研院所课题组和60多家非海淀区的人工智能企业，充分调研、深度剖析产业和行业痛点，自主组建了8个博士的临时工作小组，协调各方资源，平衡不同主体的需求，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这个平台在全北京461个科技园区中脱颖而出，获得专家打分第一，并拿到了非常少数的顶格支持课题，为北京市和海淀区的相关企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获得了业内的充分认可。这个项目的成功，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证明了在技术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思路是可行的，能为更多技术成果的转化、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提供有力支撑。

技术转移生涯中关键时刻有哪些？

第一个转折点，是大学时那份特殊的“兼职”。当时师兄让他“抄实验记录写专利”，他却较真：“如果抄抄就能搞知识产权，那这行何必需要博士？”这个疑问推着他远赴英国进修知识产权法，才发现那本“实验报告”其实是技术交底书——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技术转化需要“懂技术+懂法律+懂商业”的跨界能力。

更关键的是，他在英国工作时经历了系统的技术转移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从一开始一年一个项目都做不成，到最后实现了2009年到2011年，3年120多个概念验证项目的成功实施和落地。

“以我自己在英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的科技成果都是通过许可的方式进行流动创造社会经济价值的，而非创业开公司。”张晓宇始终主张以专利许可而非买断形式推进转化。他指出：“应用层研发必然依赖底层专利，若贸然转让所有权，一旦孵化失败，科研人员想改良都受制约。”这一理念与国际接轨，但在国内仍面临挑战——高新企业无形资产认定和北交所上市规则更认可专利所有权而非许可权。

事实上，中国有全球最大数量的科研群体，很多科研人员在国外也是终身教授，专业水平并不差。但在专利培育上，国内外差距显著：在英国、美国，技术转移经理人和专利工程师往往需要一起工作3个月，精心为发明人设计、布局、撰写，雕琢形成一项发明专利，一项专利的全套工作往往要花费5万美元左右的成本；而国内可能一个代理机构4-5千人民币一项发明，一周就能产出几十项发明专利，却往往是低质量的专利。专利质量越低，壁垒就越低，稳定性就越低，就越容易被竞争对手提起无效诉讼，因此转让价值就越低，进而陷入“高质量研发-低质量专利-没有专利壁垒-企业和投资人更不愿意买单和投资转化工作”的诡异死循环。

2014年是个阵痛时刻。全国领先的专业技术转移团队因领导更换突然崩塌，那种“有本事有业绩，却抵不过决策变动”的无力感，让他消沉了一阵，但皮实的性子让他没放弃。

直到2023年，他牵头设计的北京市首个人工智能共性技术平台，在全北京461个科技园区中获评第一。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坚守都有了意义——技术转移不是“单打独斗”，搭建好“共性平台”，能让更多技术少走弯路。

技术转移成功的核心是什么？

在张晓宇看来，成功的技术转移需要破解三个核心命题。

第一是锚定“首创性”。2008年张晓宇团队仅用100万元人民币帮助内蒙古福瑞医药（现名为福瑞股份）从法国中央理工学院孵化的Echosens公司成功引进Fiber scan（瞬时弹性影像成像技术），使其在2008-2016年间成为中国无创肝诊断市场的独家供应商。“别人在改进肝穿刺精度时，我们在想能不能不穿刺。”这种跳脱传统的思维，正是他筛选医疗项目的关键——必须是能显著改善临床体验的替代性技术。

第二是重构“资源网络”。在他的实践中，资源整合意味着双重角色：既要帮科研人员挖掘技术的商业价值，又要为企业搭建专利壁垒。“技术转移机构不是中介，是生态构建者。他以核磁共振仪（MRI）为例：“1979年Peter Mansfield的科研成果曾被认为无商业价值，正是英国技术集团的总裁Dr Ian Harvey介入，帮助对原有技术方案进行改良和商业化设计，并找人帮他完善好专利组合和专利撰写要求，使其搭建起足够强的专利壁垒，最终实现产品的成果化，催生出年产值千亿的产业。”

第三是设计“共生路径”。“技术应该留在最懂它的人手里。”他始终主张以专利许可而非买断形式推进转化。张晓宇指出：“应用层研发必然依赖底层专利，若贸然转让所有权，一旦孵化失败，科研人员想改良都受制约。”这一理念与国际接轨，但在国内仍面临挑战——高新企业无形资产认定和北交所上市规则更认可专利所有权。

面临过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的？

最大的挑战，是破解成果转化的“毛细血管淤堵”。就像人体循环，主动脉（法律制度）通了，但细微处的梗阻仍在。

体制内的评价错位颇为突出。“高校立项验收与专利数量挂钩，导致很多专利申请本身不以转移转化为目的。”张晓宇透露，高校和科学家对专利维护的付费意愿不强，导致高校专利平均寿命仅2-3年，大量技术尚未产业化就成了公知技术，这种“数量导向”让他痛心。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科研人员凭兴趣研发，产品设计、商业场景分析、投资价值分析等必要前期工作严重缺失，使得技术与市场需求脱节。

资本端的风险规避同样制约发展。医疗领域早期项目研发周期长、壁垒高，创投机构仍执着于“对赌协议”“回购条款”。早期投资本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但国有资本怕担“资产流失”责任，民营资本追求短期收益，这样一来活水就断了。他呼吁对投资机构出台容错机制，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高校的决策免责条款。除此之外，很多创投基金的出资方往往来自于地方省市区县和科技园区，最后就会逼迫很多基金开始做招商。

服务端的短视思维更显致命。“大部分知识产权机构只想赚快钱，算着申请一个专利能赚多少钱，而非培育一个产业能值多少钱。”张晓宇认为，第三方机构本应是转化的关键纽带，却因缺乏长远投入，难以支撑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谷”跨越。而这“死亡谷”的形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实验室的基础研发做完了，工程化开发谁来做？理论上应该由实体企业来做，但实体企业往往不想投入，希望大学开发好了他们直接用；可作为大学科研院所，他们又没有义务和经费做这件事。更雪上加霜的是，对大学教授在岗创业的严格限制，进一步压缩了成果转化的空间。专利撰写质量低、专利壁垒低、专利价值低，导致专利许可和转让缺乏价值；许可价值低，又没人愿意投资工程化开发，再加上政策限制，科技成果转化自然举步维艰。

用三个关键词形容自己

“皮实、情绪稳定、积极向上”，这三个词是张晓宇的自我画像。

“皮实”对他而言，是面对挑战时的韧性。无论领导交办多么棘手的任务，哪怕涉及完全陌生的跨领域知识，他都能逼着自己在最短时间内抓住核心要点，啃下硬骨头。技术转移本身就是个跨界活儿，今天可能要跟医学教授聊靶向药机制，明天就得跟企业老总算市场投入回报，没有这种“不怕难、能扛事”的皮实劲儿，根本撑不下来，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不仅拿下了药学的学位，还拿下了知识产权方向的证书，EMBA的证书，计算机科学和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的证书，从一个懵懂的少年，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为真正的复合型人才。

“情绪稳定”则是应对艰辛的底气。成果转化这条路太难走了——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可能不被市场认可，企业对早期项目的接受度又低，中间还隔着政策、资本的重重关卡。但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内耗精力。他始终提醒自己，保持稳定的心态，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推进”上，哪怕每天只解决一个小问题，也是在往前挪。

“积极向上”是扎根内心的信念。现在正处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但越是复杂的环境，越需要用积极的心态去寻找机会。他总觉得，技术转移不是简单的“中间商”生意，而是在为科研成果找“用武之地”，为社会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能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让更多实验室里的创新真正变成生产力，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他一直往前走的动力。

“前辈们铺路时无人问津，我现在已算幸运。” 张晓宇始终深耕技术转移领域，这背后是他对行业现状的深刻认知与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如今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追踪行业动态、每周深入科技园帮扶企业的节奏，目标始终清晰：让更多科技型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他常说技术转移要 “不吃全鱼”，并购、生产不是擅长的领域，要勇于交棒给更专业的 PE 和 IPO 团队 —— 这种清醒的边界感，恰是深耕者的智慧。

“我这代人多闯一点、多试一点，就能为后来者蹚出更顺的路。” 张晓宇眼中的传承，从不是简单的经验复制，而是让 90 后、00 后这些年轻一辈，能在更成熟的生态里少走弯路，让实验室里的创新真正扎根产业土壤，长成参天大树。或许，真正的拓荒者从不在意自己是否站在聚光灯下，只在意脚下的路能否通向更远的地方。

（原标题：IP人物 | 张晓宇：技术转移不是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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