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专利交易的新趋势背后的原因

IPR Daily，知识产权第一新锐媒体

之前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近几年专利交易的趋势：2011-2012年的专利交易很活跃，专利估值高；2013-2014年的交易活跃程度降低，专利估值有明显下降，尤其是缺少大笔交易。

专利交易背后总是有商业目的，例如通过专利诉讼来遏制竞争对手，正如Apple v.

 Samsung的世纪诉讼大战所展示的那样。然而，从2012到2015年，以智能手机领域为代表的电子消费产品的商业竞争越发激烈（Apple、Google、Samsung、华为、小米等），专利诉讼在全球范围的数量也并没有显著减少。因此，专利交易减少的原因似乎应当从其他方面寻找。

笔者梳理了近几年来司法环境、立法、政府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一些变化，试图寻找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专利交易。

1.美国新专利法（America Invents Act）的影响：IPR程序

美国的新专利法创立了用于宣告专利无效的新程序：IPR（Inter Parte Review），自2012年9月16日实施。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IPR程序中PTAB认定无效的权利要求的比例高达77%（其中未计入专利权人主动放弃的权利要求、PTAB未审理的权利要求）。此外，POST GRANT HQ发布的统计数据也指出，无效宣告人所挑战的权利要求中，有73%的权利要求被无效或被主动放弃。

IPR程序被创建之前，IPX（Inter Parte Reexamination）无效权利要求的成功比例只有31%。不过，美国地区法院无效专利的比例一直比较高，虽然CAFC（联邦上诉巡回法院）有时会推翻地区法院的判决。Robert Smith的《White Paper Report: UnitedStates Patent Invalidity Study 2012》统计了CAFC无效专利的比例：

不管怎么样，通过美国法院来无效专利是极为昂贵的。相比之下，IPR提供了一种更便宜、更快速、更高效的无效专利的途径，美国专利被无效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估值严重下降，专利交易也受到负面影响。Richard Baker甚至认为，IPR使得所有的美国专利都贬值了2/3，美国经济因此损失了1万亿美元。

2. 美国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2014）

CAFC的建立一直被视为美国“强专利保护（Pro-Patent）”政策的体现。过去几十年里，CAFC也的确更好地实现了对权利人的保护。但是，这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史无前例地提审了多达6个专利案件，所有的判决都对专利权人有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这可以视为美国最高法院在纠正或调整CAFC的Pro-Patent政策。

上述6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到了专利权人：

（1）专利更容易被无效

Alice v. CLS Bank，涉及的争议焦点：“抽象概念”以通用计算机予以实现时，是否属于可授权主题？最高法院认为：不可以。本案导致商业方法专利基本不可能被授予专利，软件专利也更容易因为专利法第101条被无效。

Nautilus, Inc. v. Biosig Instruments,Inc.，涉及的争议焦点：何种程度的“不清楚”会导致专利被无效？最高法院认为：专利需要满足“reasonable certainty”，这是个比较高的标准。本案导致专利更容易因为专利法第112条第（f）款被无效。

（2）专利权人证明专利侵权的标准提高

Medtronic, Inc. v. Mirowski Family Ventures, LLC，涉及的争议焦点：被许可人在法院提起“宣告不侵权”之诉时，专利侵权的举证责任在哪一方？最高法院认为：专利权人承担。从而在“宣告不侵权”之诉中，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加大。

Limelight Networks, Inc. v. Akamai Technologies, Inc.，涉及的争议焦点：引诱侵权的认定必须以直接侵权为前提？最高法院认为：是。本案导致证明引诱侵权的标准更高，专利权人证明侵权更加困难。

（3）诉讼费用的承担

美国专利诉讼的高额律师费是专利高估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Bessen等人的报告《The Direct Cost From NPE Disputes》，专利诉讼的平均花费在百万美元以上，如下表所示。

不过，2014年的Octane Fitness v. Icon Health and Fitness和Highmark Inc. v. Allcar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s, Inc.案件改变或调整了律师费用的分配机制（所谓的attorney fee shifting）。这两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由败诉方承担另一方的律师费的“例外情况”？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地方法院的法官有裁量权。即，地方法院有充分裁量权来让一方承担另一方的律师费，从而使专利权人（作为原告）败诉并被判决承担另一方的律师费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3.对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遏制使SEP价值降低

实施某些行业（或国家）标准时，必须要实施某些专利，这些专利被称为标准必要专利（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通信产业领域最著名的SEP权利人包括：高通、Nokia、Motorola等公司。由于SEP是绕不开的，因此SEP的权利人在专利实施许可谈判中占有极为强势的地位，这些SEP的商业价值也非常高。

但是，自2013年开始，各国法院、政府机构、国际组织都开始注意到SEP的权利人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而索取高额专利许可费，试图遏制专利权人的权利滥用。以下是有重大影响的案例：

（1）Microsoft v. Motorola（2013.4）

Motorola是H.264 and 802.11标准的SEP权利人，向Microsoft索取Windows和Xbox销售额的2.25%作为许可费（以售价200美元的Xbox为例，Motorola索取的专利许可费是4.5美元/每台）。

美国地区法院法官James Robart最终判决Microsoft需要为上述标准支付的SEP专利许可费是每年180万美元，远远低于Motorola所要求的40亿美元。

（2）Huawei v. InterDigital（2014.4）

类似地，中国法院在2014年审理的Huawei v. InterDigital一案中也判决了SEP的专利许可费。

InterDigital是3G通信标准（包括WCDMA，CDMA2000及TD-SCDMA）的SEP权利人。InterDigital向华为公司索要的专利许可费是华为相关产品销售额的2%。中国法院判定Interdigital作为SEP的权利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违反了《反垄断法》，向华为支付2000万人民币的赔偿额；此外，法院判决相关SEP的许可费率应是华为相关产品的销售额的0.019%[36]。

（3）国际组织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修改SEP的许可政策（2014.10）

尽管有Qualcomm和Nokia等公司的强烈反对，IEEE还是修改了对于SEP的许可政策。

这次修改涉及（a）基于SEP获取禁令的条件；（b）评价SEP专利许可费是否满足RAND承诺（“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的各项因素等。IEEE的修改也得到了美国司法部的高度肯定[38]。

（4）中国反垄断调查机构调查Qualcomm（2015.1）

Qualcomm持有3G和4G通信标准中的大量SEP。Qualcomm通过芯片销售和许可费于2013年在全球获得248亿美元的收入，而其中近一半来自中国。2014年，Qualcomm公司受到中国发改委的调查。2015年1月，发改委最终做出决定，要求Qualcomm修改其专利许可政策，并处2013年度在我国市场销售额8%的罚款，计60.88亿元。

来源：君合法律评论

作者：宋海宁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编辑；IPRdaily王梦婷